这两月，有个新闻，年轻人吵翻了。

共青团中央发表了一个关于“青年婚恋意愿”的课题。调研显示，34%的受访者认为没必要结婚。女性表示“不婚”和“不确定婚”的占44%，比男性多出19.3%。

为解决年轻人的“恐婚”问题，共青团课题组提出四条建议：①提升个人婚恋素养，让“未恋”的“能恋”；②加强体系化婚恋教育，让“恐婚”得“不恐”；③政府出台制度，如推婚租房，让“想结”的“能结”；④加强生育配套政策，让“怕生”的“敢生”。

其中的加强“系统化婚恋教育”，让90后一代，觉得扎眼，一时热议。很多年轻人想不明白，我不婚不恋碍着谁了，怎么还要被教育了？

今年以来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，矛头都指向鼓励生育。

这背后的原因，是我们的人口问题，确实非常急迫了。

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19年，我国单身人数超过2.4亿人。90后是主力军。2014年，国家卫计委曾召开一个治理“人口性别比”的研讨会，说男女出生比严重失衡，会拉低生育率。那时，专家预测，到2020年，全国的光棍会超过1000万。但事实是，2020年全国光棍人数超3200万。

这还不是最严重的。

据国家统计局修正后的数据，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1200万，比2019年下降18%。据上半年数据测算，今年大概率要再降16%，达到990万左右。2019年死亡人数998万，2020年1003万。也就是说，从2021年起，出生人口数大概率要低于死亡人口数，人口总量从此进入负增长。

这是一个转折点。

近20年，出生人口最多的，是2016年。那一年，我国正式实施“全面二孩”政策，当年出生人口达到1883万。这1800万新生儿中，有45%是二胎。然而，从2017年开始，出生人口逐年下降。从2016，到2021年，出生人口减少了52.6%。5年时间，减了一半。这在人类历史和平时期，前所未见。隔壁邻居日本，1980年到2020年，40年时间，出生人口下降了45%。

也就是说，日本用半个世纪走的路，我们5年就走完了。

过去40年，中国经济高增长。主要得益于人口红利、改革红利和全球化红利的叠加。而人口红利，主要来自1962-1976年的婴儿潮。随后，计划生育来了，生育率断崖式下降。1962-1976年的婴儿潮人口，今年是45-59岁，十年后是55-69岁。

为什么要延长退休年龄、放开三胎，因为我们老龄化的速度和规模，全世界前所未有。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，到2060年，中国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35%。

一个国家，1/3以上，是65岁以上银发老人。这样的情形，不是不乐观，而是很惊悚。没有一个国家，人口老龄化到这个程度，经济还能保持高速发展，绝大部分人还能过幸福生活。

所以，年轻人生不生，已经不是年轻人自己这一代人的事。而是一个国家的百年大计。

但人口老龄化和低生育率，是全世界的难题。

别说日韩、新加坡，经济发达、福利完善的北欧国家，生育率也低得吓人。而且，越是民众生活水平高、受教育程度高，福利制度完善，越是不爱生孩子。目前唯一例外的，似乎是美国，生育率还在水平线之上。但也是黑人、穷人生得多，中产、精英阶层生得少。

全世界政府都在为鼓励生育伤脑筋。新加坡政府就曾走过很长一段路。

上世纪80年代开始，新加坡遭遇了类似人口婚育问题。青年男女不婚不恋，生育率持续下滑。李光耀带领人民行动党，开始一轮又一轮的催婚。强硬推出四项行动：1、“棒喝”精英男娶高知女性。2、政府出面当红娘。3、用税收优惠鼓励婚育。4、引入外籍人才，解决劳工困境。为了让高知女性多生娃，甚至出台了“妈妈的学历和生娃数量，可以决定孩子的升学和择校”，这种奇葩政策。

但收效甚微。到2018年，新加坡的生育率降到0.88，当年全球最低。

多年后，李光耀在其自传里坦诚：对人口问题，我毫无办法。人口增长率下滑的趋势一旦形成，很难扭转局面。最后，新加坡靠从隔壁的马来西亚、印尼、中国引入新移民，保持人口总量。

我们的问题，要复杂得多。

经过四十年的高速发展，中国社会从乡土社会，进入到城乡社会。人的生命轨迹、发展需求，都已经迭代。90、00后一代人，也被称为“互联网世代”。这一代人的生活方式、伦理情感、价值观，和前几代人比，已是天翻地覆的改变。

对50、60、70后一代人来说，生活的中心，或许是“活着”，90、00后一代，已经变成了“舒服的活着”、“自我的活着”。这一代年轻人，从小生长在物质丰沛的环境里，我们恐慌和渴求的，他们不再有欲望。而从小的高压学习、独生子女，又让他们多以自我为中心，缺少与同龄人相处的经验。

要说服这样一代年轻人“不恐婚，不恐恋，积极生育”，是一个艰难、漫长、系统的工程。除了政府要出台一系列、多方面、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一揽子支持举措，更要整个社会，对这一代人，给予必要的理解和看见。理解他们为什么不婚不恋，看见这个“果”背后的“因”。